青瓷

50年代初期，我们的问题是：找出能解释贝塔衰变（beta decay）的正确理论。这牵涉到两种粒子，一种名叫“涛粒子”（以希腊字母τ代表），另一种叫“非他粒子”（以θ代表）。它们的质量差不多一模一样，可是一种会蜕变为两个“派粒子”（pion）：另一种则蜕变为3个派粒子。其实它们并不只是质量差不多，而且寿命也一样，真是个奇怪的巧合。于是大家都很关心这问题。
　　在我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有人报告说，从回旋加速器生产出来的涛和非他，即使在不同角度测量或是粒子的能量不同时，它们的产量比例始终不变：总是多少个涛对多少个非他。
　　当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种粒子，只不过它有时蜕变为两个派粒子，有时蜕变为3个。但没有人会赞同这个想法的，因为物理学里有个定律叫“宇称规则”——那是建立在“所有的物理定律，其镜中影像都是对称的”的假定上。因此，任何东西要不就蜕变成两个派粒子，要不就蜕变成3个。
　　那时候，我还有点搞不清楚情况，我总是有点落后。
　　其他人好像都一副很聪明的样子，我感觉我追不上。会议期间，我跟布洛克（Martin Block）住同一房间，他是个实验物理学家。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你们干嘛那么死守着宇称规则？也许涛粒子和非他粒子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假如宇称规则错了会怎样？”
　　我想了一下说：“这就等于说，宇宙定律会分为左旋（left hand）或右旋（right hand）两种，也可以用某些物理现象来定义右旋了。我也不觉得那会有多可怕，虽然那一定有些什么不良后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明天不问问那些专家？”
　　他说：“不，他们不会听我的，你来问。”
　　　　　　　　　　　　　　　　　
　　　　　　　　　　　　　　　　　
　　不敢面对问题
　　　　　　　　　　　　　　　　　
　　于是第二天开会时，当我们谈到涛－非他大谜团时，奥本海默说：“我们应该听些新一点、怪一点的意见。”
　　我便站起来说：“我是替布洛克问这个问题的：如果宇称规则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之后葛尔曼经常笑我，说我当时没胆量用自己的名义问问题。但事实上那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当时我就感觉到那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想法，谁提出这个问题，往后很可能会名留青史。
　　李政道站起来，回答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而按例我又是不太听得懂。会议快结束时，布洛克问我李政道说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但就我所知，这问题还没有答案——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不认为可能性会很高，但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
　　拉姆西（Norman Ramsey）问我他应不应该做个实验，寻找宇称不守恒的例子。我说：“最佳回答是，我跟你赌50比1，你什么也找不到。”
　　他说：“那对我而言，机会已经够高了。”但他始终没有进行那个实验。
　　总之，后来吴健雄以实验证明了宇称也有不守恒的时候，而这替贝塔衰变理论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也启发了一大堆其他实验。有些证明了从核子出来的电子，有一部分飞向左边、一部分飞向右边；更有其他形形式式的实验，全都是跟宇称有关的有趣发现。然而数据是那么的混乱，根本没有人能够把东西拼凑在一起。
　　期间在罗彻斯特举行了一个会议——一年一度的罗彻斯特研讨会（Rochester Conference）。我还是事事落于人后，而李政道已在发表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他和杨振宁作出宇称并不守恒的结论，现在他正提出解释这现象的理论。
　　会议期间，我住在我位于西瑞桥斯（Syracuse）的妹妹家。我把论文带回家跟她说：“我搞不懂李政道和杨振宁说的东西，这全都那么复杂！”
　　“不，”她说，“你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无法弄懂它，而是你没有发明它。你没有用你的方法，从听到线索开始做起，把它推演出来。你应该做的是想象自己重新在当学生，把这篇论文带到楼上去，逐字逐句地读，检查每一条方程式。然后你就什么都弄懂了。”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把那东西从头看到尾，发现它真的很明显简单。我只是一直害怕去读它，总觉得它太深奥。
　　　　　　　　　　　　　　　　　
　　　　　　　　　　　　　　　　　
　　“我全部明白了”
　　　　　　　　　　　　　　　　　
　　这篇论文提醒了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些研究，那是跟左右不对称方程式有关的。现在再来看李政道的方程式，我发觉他的答案比较简单：所有东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就电子及渺粒子（muon）来说，我的推论预测跟李政道的一样，除了我把某些加减号颠倒过来而已。当时我没想到：其实李政道只不过讨论了最简单的渺粒子耦合例子，并没有证明所有渺粒子都向右旋；但按照我的理论，所有渺粒子会自动右旋。因此，事实上我的推论比他的更上一层楼了。
　　我的加减号跟他用的颠倒，但我没意识到我其他部分全都弄对。
　　我又做了几项预测，全是些还没有人想到过用实验验证的情况。可是当我考虑中子和质子，进行计算时，我的结论无法跟当时已知的中子与质子数据互相印证。这部分有点儿麻烦，不好弄。
　　第二天回到会场，有个叫凯斯（Ken Case）的大好人，把他发表论文的时间分了5分钟给我，让我报告这些新想法。我说我相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又说电子和渺粒子的正负号用反了，此外我还在努力解决中子的相关问题。有些实验物理学家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的预测的问题。会议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去了巴西了。
　　再回到美国之后，我立刻想知道贝塔衰变的研究进展得如何了。我跑到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但她不在，另一位女士给我看了一些数据，却没有帮助。在我的模型中，电子在贝塔衰变中应该都是左旋的，可是实验显示有时出现右旋的情况。全都对不起来。
　　回到加州理工，我问那些做实验的，贝塔衰变情况到底如何了。还记得詹森（Hans Jensen）、维普斯塔拉（Aaldert Wapstra）以及贝汉姆（Felix Boehm）三人请我坐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以及他们得到的数据。由于我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用心的程度，因此我比较看重他们的数据。他们的实验结果还蛮一致的，但加上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就变得乱七八糟了。
　　最后，他们把一切数据都交给我说：“目前情况是那么的混乱，甚至一些已定论多年的理论都被怀疑了，像中子的贝塔衰变是否仍是S和T.一切都乱七八糟。葛尔曼说那可能是V和A.”
　　我从小板凳上跳起来：“那么我全——部——都明白了！”
　　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在罗彻斯特会议碰到的困难，正是在中子与质子蜕变时，除了好像应该是V和A而不是S和T之外，其余一切理论都吻合了。因此，现在我的理论完备无瑕了！
　　　　　　　　　　　　　　　　　
　　　　　　　　　　　　　　　　　
　　迎头赶上
　　　　　　　　　　　　　　　　　
　　当天晚上，我就用这个理论把一切都计算出来。首先我算出了渺粒子和中子的蜕变速度。如果理论正确，这两项数字之间应该出现某种关联。我的结果跟应有的答案相差9％。那已很接近了，只9％。好像应该更接近的，但9％已够接近了。
　　我继续检查其他的一些计算，全都符合，再计算新的东西，也符合。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知道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自然定律。
　　（当然那不全对，可是后来才发现葛尔曼、苏打山以及马夏克等人也推演出同样的理论，并没有破坏我的乐趣。）
　　在这之前我做过的工作，全都不过是把别人的理论拿来，改进其中一些计算技巧；或者是利用什么方程式，例如把薛定愕方程式（Schrodinger Equation）用在氦现象上面。那里牵涉到的问题只不过是：你有这方程式及现象，它们如何运作？
　　我想到狄拉克（Paul Dirac），他也一度单独“拥有”
　　他的方程式——用以说明电子现象的方程式。而现在我也拥有这个新的贝塔衰变的方程式。它没有狄拉克方程式那么耀眼，但它也很不错。这是我唯一一次发现了新定律。
　　我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妹妹，谢谢她建议我坐下来好好地读通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经过了一段不安和觉得事事落于人后的日子，现在我终于觉得已经加入大家的行列了；我也有新发现了，全由于她的建议。很感谢她，我重新回到物理之路上了。我告诉了她一切，除了那9％的差别。
　　我十分兴奋，不停地计算，而事情就如流水行云般顺利：一切都自动吻合，毫不牵强。到这时候，我已开始忘记那9％的事情了，因为其他一切都那么顺利。
　　　　　　　　　　　　　　　　　
　　　　　　　　　　　　　　　　　
　　要物理不要朋友
　　　　　　　　　　　　　　　　　
　　我坐在厨房内窗旁的小桌那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愈来愈晚了——大约凌晨两三点。我努力计算，得到很多相互吻合的结果。我在思考、我在专心，外面很黑、很静……
　　突然窗口上“搭搭搭搭”地响起来。我一看，那里有一张白白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我惊吓之下便大叫起来！
　　原来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很生气，因为我度假回来却没有立刻打电话给她。我让她进来，尽可能解释我正在忙，我刚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论。我说：“请到外面去，让我把它完成。”
　　她说：“不，我不想打扰到你。我去客厅坐好了。”
　　我说：“好吧，但这不容易。”
　　她没有真的坐在客厅。最好的说法是她蹲在角落把手盘起来。不来“打扰”我。她的目的当然是要打扰我！而她成功了。我很生气，我受不了了。我必须继续计算下去，我在进行一些很重大的发现，精神亢奋；而起码在这个时刻，那比这位女士还重要。我忘记后来怎样让她离开了，总之并不容易。
　　再工作一些时候，真的很晚了，觉得肚子非常饿。我走到街上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小餐厅。以前我经常都这样深夜去吃东西的。
　　曾经有很多次我被警察拦下来，因为我会边走边想，然后停下来——有时想得连走路都没法走。你得停下来澄清一些事；有时也会伸双手，自言自语地说：“这跟这的距离是这样，然后这会那样……”警察看到了便走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你在干嘛？”
　　“噢！我在想东西。对不起，我住这里，经常去这餐厅……”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也不再拦我了。
　　走到餐厅，一边吃东西，一边还是忍不住兴奋地告诉那里的一位女士，我刚有了一项大发现。她却开始说，她是一个消防员或什么的妻子，很寂寞——但我没兴趣。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地相互交错。
　　　　　　　　　　　　　　　　　
　　　　　　　　　　　　　　　　　
　　兴奋的一刻
　　　　　　　　　　　　　　　　　
　　第二天我跑去找维普斯塔拉等人，告诉他们：“我已全弄出来了，一切都符合无误。”
　　克利斯蒂也在那里，他说：“你用的是什么贝塔衰变常数？”
　　“某某书里的多少多少。”
　　“但那已不对了。最近的实验显示那数字有7％的误差。”
　　我想起那9％了。我好像在预言什么一样：我在家里用这理论计算，它说中子衰变有9％的差别，第二天却有人告诉我，我引用的贝塔衰变常数有7％的差别。但重要的是，改变将会是从9％变成16％呢（那就不好了），还是从9％变成很理想的2％？
　　就在那时，妹妹从纽约打电话来：“那9％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发现出现了新数据……7％……”
　　“往那边改？”
　　“我还在问，我再打电话给你吧。”
　　我兴奋到无法思考，好像在赶搭班机一样，根本不知道晚了多少。你实在赶不上了，突然旁边有人说：“现在是日光节约时间呢！”对，但究竟是往前拨一小时还是往后拨一小时呢？在太激动的时候是想不出来的。
　　克利斯蒂走进他的房间，我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都必须静静地想一想：这往这边改变，那往那边改变——这并不太困难，真的，只是很令人兴奋。
　　克利斯蒂出来了，我也从房间走出来，我们都同意：相差将会是2％——在准许的实验误差之内。毕竟如果他们才刚把常数修改了7％，那2％极可能就是误差。我打电话给我妹妹：“2％。”理论正确。
　　（为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其实相差只有1％。
　　后来卡比布（Nicola Cabibbo）把这点澄清。因此那2％也不全是实验误差。）
　　葛尔曼综合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篇论文。这理论还蛮可爱的，它不困难，却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就像前面说过，当时有很多很乱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还会宣称，哪些实验有错误。
　　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的实验了。他测量了中子蜕变时从不同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我们的理论预测，这些数目全都一样，但他却发现从某个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比其他的多了11％。特勒第是个极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也很小心仔细。有一次，当他在某个地方做演讲时，他提到我们的理论说：“做理论的人的毛病是，他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实验上！”
　　特勒第也写信给我们，语气虽然不完全是责备，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是错的。信末他说：“这F－G（指Feynman－Gell-Mann）理论是完全不F－G（指fit- good，吻合的意思）。”
　　葛尔曼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也知道特勒第是个很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我说：“我们等。”
　　两天之后，特勒第又写了封信来，他完全改变立场了。
　　从我们的理论里，他发现：他忽略了实验中，从中子朝各方向反弹的质子并不一致；他假设那在任何方向都一样。
　　他把我们理论所推测的修正值取代他原先在用的数据，结果完全改观，实验和理论完全吻合。
　　我知道特勒第很优秀，和他争论是很吃力的。但那时候，我已深信他的实验数据出了问题，而他自己会把它找出来——当然他比我更懂得找这错误了，因此我说我们不要尝试找出问题，只要耐心等候便可。
　　　　　　　　　　　　　　　　　
　　　　　　　　　　　　　　　　　
　　不轻信专家
　　　　　　　　　　　　　　　　　
　　我跑去告诉巴查教授，告诉他我们的成功。他说：“是的，你们提出了中子——质子耦合是V而不是T，而以前大家都以为是T.到底是哪一个实验说是T呢？你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以前的实验，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我跑去把最先说那应该是T的论文找出来一看，立刻大吃一惊，我记得以前看过那篇论文（那时《物理评论》还不很厚，我每篇文章都读），而当我再看这篇论文，看到那些图表时我想：“那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图表中的曲线取决于数据范围最边边的一两个数据点——通常这些点都比较不可靠。而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篇论文时，就曾经想到过这一点！
　　当我开始思考贝塔衰变这问题时，我读了许多由“专家”写的报告，全都说那是T.我从来没有看看最初的数据，我只是像中了毒般去读其他的论文。如果我是个真正优秀的物理学家，在罗彻斯特想到这问题时，我就立刻会看看“到底T的说法有多可靠？”——那才是明智之举。
　　我会立刻看出，我早已注意到那个图表有问题。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理会由“专家”做出来的结果。
　　我总是自己动手计算每一步骤。当大家说夸克理论很不错时，我找了两位博士——瑞夫道（Finn Ravndal）及奇斯林格（Mark Kislinger），跟我一起检查所有的理论，以确定它给的结果能跟实验结果吻合，以及它确实是个重要的好理论。我再也没有犯相信专家意见的毛病了。当然，你只能活一次，于是你犯该犯的错误，学习什么不该做，你的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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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古世纪期间，各种疯狂荒谬的想法可谓层出不穷，例如犀牛角可以增进性能力，就是其中之一。随后有人发现了过滤想法的方法，试验哪些构想可行、哪些不可行，把不可行者淘汰掉。当然，这个方法逐渐发展成为科学。
　　它一直发展得很好，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科学时代了。事实上，我们的年代是那么的科学化，有时候甚至会觉得难以想象，以前怎么可能出现过巫医，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想法全都行不通——至多只有少数的想法是行得通的。
　　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碰到很多的人，或迟或早跟我谈到不明飞行物体、占星术，或者是某些神秘主义、扩张意识、各种新型意识。超能力等等。我因此下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个科学的世界。
　　大多数人都相信这许许多多的神奇事物，我便决定研究看看原因何在。而我喜爱追寻真理的好奇心，则把我带到困境之中，因为我发现了世上居然有这许多的废话和废物！
　　首先，我要研究的是各种神秘主义以及神秘经验。我躺在与外界隔绝的水箱内，体验了许多个小时的幻觉，对它有些了解。然后我跑到依沙伦（Esalen），那是这类想法的温床。事先我没想到那里会有那么多怪东西，让我大吃一惊。
　　依沙伦有好多巨大的温泉浴池，盖在一处离海平面30英尺高的峭壁平台上。我在依沙伦最愉快的经验之一，就是坐在这些浴池里，看着海浪打到下面的岩石上，看着无云的蓝天，以及漂亮女孩静静地出现。
　　有一次我又坐在浴池里，浴池内原先就有一个漂亮的女孩以及一个好像不认识的家伙。我立刻开始想：“我应该怎样跟她搭讪呢？”
　　我还在想应该说些什么，那家伙便跟她说：“呃，我在学按摩。你能让我练习吗？”
　　“当然可以。”她说。他们走出浴池，她躺在附近的按摩台上。
　　我想：“那句开场白真绝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可以这样问！”他开始按摩她的大脚指头。“我可以感觉到，”
　　他说：“我感觉到凹下去的地方——那是不是脑下垂体呢？”
　　我脱口而出：“老兄，你离脑下垂体还远得很呢！”
　　我也研究过超能力现象，最近的大热门是焦勒（Uri Geller），据说他只要用手指抚摸钥匙，就能使它弯曲。
　　在他的邀请之下，我便跑到他旅馆房间内，看他表现观心术和弯曲钥匙。在观心方面他没一样表演成功，也许没有人能看穿我的心吧？而我的小孩拿着一根钥匙让他摸，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他说他的超能力在水中比较能够施展得开；你们可以想象，我们便跟着他跑到浴室里。水龙头开着，他在水中拼命抚摸那把钥匙，什么都没有发生。于是，我根本无法研究这个现象。
　　接下来我想，我们还相信些什么？（那时候我想到巫医，想到要研究他们的真伪是多么地容易：你只要注意他们什么也弄不成就行了。）于是我去找些更多人相信的事物，例如“我们已经掌握到教学方法”等。目前虽有很多阅读方法和教学方法的提倡及研究，但只要稍为留意，便发现学生的阅读能力一路滑落——至少没怎么上升——尽管我们还在请这些人改善教学方法。这就是一种由巫医开出来的不灵药方了，这早就应该接受检讨，这些人怎么知道提出来的方法是行得通的？
　　另一个例子是如何对待罪犯，在这方面很显然我们一无进展。那里有一大堆理论，但我们的方法显然对于减少罪行完全没有帮助。
　　然而，这些事物全都以科学之名出现，我们研究它们。
　　一般民众单靠“普通常识”，恐怕会被这些假科学吓倒。
　　假如有位老师想到一些如何教她小孩阅读的好方法，教育系统却会迫使她改用别的方法——她甚至会受到教育系统的欺骗，以为自己的方法不是好方法。又例如一些坏孩子的父母在管教过孩子之后，终身无法摆脱罪恶感的阴影，只因为专家说：“这样管小孩是不对的。”
　　因此，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检讨那些行不通的理论，以及检讨那些不是科学的科学。
　　上面提到的一些教育或心理学上的研究，都是属于我称之为“草包族科学”（cargo cult science）的最佳例子。大战期间在南太平洋有一些土人，看到飞机降落在地面，卸下来一包包的好东西，其中一些是送给他们的。往后他们仍然希望能发生同样的事，于是他们在同样的地点铺飞机跑道，两旁还点上了火，盖了间小茅屋，派人坐在那里，头上绑了两块木头（假装是耳机）、插了根竹子（假装是天线），以为这就等于控制塔里的领航员了——然后他们等待、等待飞机降落。他们被称为草包族，他们每件事都做对了、一切都十分神似，看来跟战时没什么两样；但这行不通：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这类东西为“草包族科学”，因为它们完全学足了科学研究的外表，一切都十分神似，但是事实上它们缺乏了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
　　接下来，按道理我应该告诉你，它们缺乏的是什么，但这和向那些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土人说明，是同样的困难。
　　你怎么能够说服他们应该怎样重整家园，自力更生地生产财富？这比“告诉他们改进耳机形状”要困难多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草包族科学”的一个通病，那也是我们期望你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科学之后，已经领悟到的观念——我们从来没有公开明确地说那是什么，却希望你能从许许多多的科学研究中省悟到。因此，像现在这样公开的讨论它也是蛮有趣的。这就是“科学的品德”了，这是进行科学思考时必须遵守的诚实原则——有点尽力而为的意思在内。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做一个实验，你应该把一切可能推翻这个实验的东西纳入报告之中，而不是单把你认为对的部分提出来；你应该把其他同样可以解释你的数据的理论，某些你想到、但已透过其他实验将之剔除掉的事物等，全部包括在报告中，以使其他人明白，这些可能性都已经排除。
　　你必须交代清楚任何你知道、可能会使人怀疑的细微未节。如果你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或可能会出问题，你必须要尽力解释清楚。比方说，你想到了一个理论，提出来的时候，便一定要同时把对这理论不利的事实也写下来。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当你把许多想法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大理论，提出它与什么数据相符合时，首先你应该确定，它能说明的不单单是让你想出这套理论的数据，而是除此以外，还能够说明其他的实验数据。
　　总而言之，重点在于提供所有信息，让其他人得以裁定你究竟作出了多少贡献；而不是单单提出会引导大家偏向某种看法的资料。
　　要说明这个概念，最容易的方法是跟广告来作个对照。
　　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广告，说“威森食用油”（Wesson Oil）不会渗进食物里头。没有错，这个说法并不能算是不诚实，但我想指出的不单是要老实而已，这是关系到科学的品德，这是更高的层次。那个广告应该加上的说明是：在某个温度之下，任何食用油都不会渗进食物里头；而如果你用别的温度呢，所有食用油，包括威森食用油在内，都会渗进食物里头。因此他们传播的只是暗示部分，而不是事实；而我们就要分辨出其中的差别。
　　根据过往的经验，真相最后还是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其他同行会重复你的实验，找出你究竟是对还是错；大自然会同意或者不同意你的理论。而虽然你也许会得到短暂的名声及兴奋，但如果你不肯小心地从事这些工作，最后你肯定不会被尊为优秀科学家的。这种品德，这种不欺骗自己的刻苦用心，就是大部分草包族科学所缺乏的配料了。
　　它们碰到的困难，主要还是来自研究题材本身，以及根本无法将科学方法应用到这些题材上。但这不是唯一的困难。这是为什么飞机没有着陆！
　　从过往的经验，我们学到了如何应付一些自我欺骗的情况。举个例子，密立根（Robert Millikan）做了个油滴实验，量出了电子的带电量，得到一个今天我们知道是不大对的答案。他的数据有点偏差，因为他用了个不准确的空气粘滞系数数值。于是，如果你把在密立根之后、进行测量电子带电量所得到的数据整理一下，就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把这些数据跟时间画成坐标图，你会发现这个人得到的数值比密立根的数值大一点点，下一个人得到的数据又再大一点点，下一个又再大上一点点，最后，到了一个更大的数值才稳定下来。
　　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现新数值应该较高？——这件事令许多相关的科学家惭愧脸红——因为显然很多人的做事方式是：当他们获得一个比密立根数值更高的结果时，他们以为一定哪里出了错，他们会拼命寻找，并且找到了实验有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当他们获得的结果跟密立根的相仿时，便不会那么用心去检讨。因此，他们排除了所谓相差太大的数据，不予考虑。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那些伎俩了，因此再也不会犯同样的毛病。
　　然而，学习如何不欺骗自己，以及如何修得科学品德等等——抱歉——并没有包括在任何课程中。我们只希望能够透过潜移默化，靠你们自己去省悟。
　　第一条守则，是不能欺骗自己——而你却是最容易被自己骗倒的人，因此必须格外小心。当你能做到不骗自己之后，你很容易也能做到不欺骗其他科学家的地步了。在那以后，你就只需要遵守像传统所说的诚实方式就可以了。
　　我还想再谈一点点东西，这对科学来说并不挺重要，却是我诚心相信的东西——那就是当你以科学家的身份讲话时，千万不要欺骗大众。我不是指当你骗了你妻子或女朋友时应该怎么办，这时你的身份不是科学家，而是个凡人，我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你和你的牧师。我现在要说的是很特别、与众不同、不单只是不欺骗别人，而且还尽其所能说明你可能是错了的品德，这是你作为科学家所应有的品德；这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对其他科学家以及对非科学家，都要负起的责任。
　　让我再举个例子。有个朋友在上电台节目之前跟我聊起来，他是研究宇宙学及天文学的，而他很感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谈论这些工作的应用。我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应用可言。”他回答：“没错，但如果这么说，我们这类研究工作就更不受支持了。”我觉得很意外，我想那是一种不诚实。如果你以科学家的姿态出现，那么你应该向所有非科学家的大众说明你的工作——如果他们不愿意支持你的研究，那是他们的决定。
　　这个原则的另一形态是，一旦你下决心要测试一个定理，或者是说明某些观念，那么无论结果偏向哪一方，你都应该把结果发表出来。如果单发表某些结果，也许我们可以把论据粉饰得很漂亮堂皇，但事实上，我们一定要把正反结果都发表出来。
　　我认为，在提供意见给政府时，也需要同样的态度。
　　假定有位参议员问你，应不应该在他代表的州里进行某项钻井工程，而你的结论是应该在另一州进行这项工程，如果你因此不发表这项结论，对我而言，你并没有提供真正的科学意见，你只不过是被利用了。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答案刚好符合政府或政客的方向，他们就把它用在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上，但是一旦出现另一种情况就不发表出来。
　　这并非提供科学意见之道！
　　其他许多错误比较接近于低品质科学的特性。我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经常跟心理系的人讨论。一个学生告诉我她计划做的实验：其他人已发现，在某些条件下，比方说是X，老鼠会做某些事情A.她很好奇的是，如果她把条件转变成Y，它们还会不会做A.于是她计划在Y的情况下，看看它们还会不会做A.我告诉她说，她必须首先在实验室里重复别人做过的实验，看看在X的条件下会不会也得到结果A，然后再把条件转变成Y，看看A会不会改变。然后她才能知道其中的差异是否如她所想像的那样。
　　她很喜欢这个新构想，跑去跟教授说；但教授的回答是：“不，你不能那样做，因为那个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你在浪费时间。”这大约是1947年的事，其后那好像变成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了：大家都不重复别人的实验，而单纯地改变实验条件看结果。
　　今天，同样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在著名的物理这一行也不例外。我很震惊地听到在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完成的一个实验的情形。在实验中，这个研究人员用的是氘（一种重氢）。而当他想将这些结果跟使用轻氢的情况作一比较时，他直接采用了别人在不同仪器上得到的轻氢数据。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这是由于他计划里没有剩余时间重复那部分的实验，而且反正也不会有新的结果……。于是，由于他们太急着要取得新数据，以取得更多的资助，让实验能继续下去，他们却很可能毁坏了实验的价值本身；而这才应该是原先的目的。很多时候，那里的实验家没法按照科学品德的要求来进行研究！
　　必须补充一句，并不是所有心理学的实验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有很多老鼠走迷宫的实验，曾经有很久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结论。但在1937年，一位名为杨格（Young）的人进行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弄了个迷宫，里面有条很长的走廊，两边都有许多门。老鼠从这边的门走进来，而在另一边的门后是食物。他想看看能不能训练老鼠从第3道门走进去——不管原本他让老鼠从那个门走起。他发现办不到；老鼠立刻会走到原先找到食物的门。
　　那么问题是，由于走廊造得很精美，每个门看来也一样，老鼠到底是怎样认出先前到过的门？很显然这道门有点不同！于是他把门重新漆过，让每道门看来都一样。但那些老鼠还是认得最初走过的门。接着他猜想也许是食物的味道，于是每次老鼠走完一次之后，他便用化学物品把迷宫的气味改变，它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门那里。他再想到，老鼠可能依靠实验室里的灯光或布置来判断方向，像人那样；于是他把走廊盖起来，但结果还是一样。
　　终于他发现，它们是靠着在路面走过时发出的声音来辨认路径的，而唯一的方法是在走廊内铺上细砂。于是他追查一个又一个的可能，直到把老鼠都难倒，最后全都要学习如何走到第三个门内。如果他放松了任何一项因素，小老鼠全都知道的。
　　从科学观点来看，那是个第一流的实验。这个实验使得老鼠走迷宫之类的实验有价值，因为它揭开了老鼠真正在利用的条件——不是你猜它在用的条件。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你要改变那些条件，要如何小心翼翼地控制及进行老鼠走迷宫的实验。
　　我追踪了这项研究的后续发展。我发现在杨格之后的类似实验，全都没有再提到这个实验。他们从来没有在迷宫里铺上细砂或者是小心执行实验。他们走回头路，让老鼠像从前般走迷宫，全然没有注意杨格所作的伟大发现。
　　他们之所以没提起杨格的论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没有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但事实上，他已经发现了你必须先做的准备，否则你休想能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草包族科学通常就忽略了这种重要的实验。
　　另一个例子是超能力的实验了。就像很多人提出过的批评一样——甚至他们本身也提出过——他们改进其技巧，使得效应愈来愈少，终于全无效应了。所有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心理学家，都在寻找可以重复的实验（可以再做一次而得到同样的效应），甚至只要求一个统计上的数字便好了。于是他们试验了一百万只老鼠——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人——做了很多实验，取得某些统计数字，但下一次再试时，他们又没法获得那些现象了。现在甚至有人会说，期望超能力实验可以重复是种细微末节的要求。这就是科学了吗？
　　这个人原本是“超自然心理学院”的院长，而当他作退休演说时，他谈到设立新的机构，他更告诉其他人，下一步是大家应该挑选那些已明显有超能力的学生来训练，而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对这些现象很有兴趣、却只偶然有超能力效应出现的学生。我认为这种教育政策是十分危险的——只教学生如何得到某些结果，而不是如何固守科学品德、进行实验。
　　因此我只有一个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坚持我提到过的品德；而且不会由于要维持你在组织里的地位，或是迫于经济压力，而丧失你的品德。
　　我诚心祝福，你们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由。

1. 早上起床，见到久违的蓝天，透明的蓝

2.刷瓶子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信心

3.吃饭前，在对折书店遇到想要的书，身上还恰好带着钱

4.师兄们的文章接收了，实验室又有了一堆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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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过了新年都十多天了才来发总结，实在是没办法，第一篇文章和无数师兄师姐的经验一样，横空出现无数要改动的地方，害的我数学复习了两天（随机过程啊随机过啊~~），德语复习了一天，3个礼拜平均是两点半睡吧~~终于在投了文章的第一天，可以来写总结了

08年做了什么~~呃

想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多了个bf （Adrien不好意思了），直接感觉到生活中的很多天平都开始摇摆，慢慢的重新找到平衡，感觉到自己被推到了一些必须长大的路口，感觉在一面近在身边的镜子里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感觉……

然后学了一堆课，包括好玩的有机课（因为老师）和英语课（因为同学），实用的几何结晶学，挑战自己的随机过程（我想我已经克服了数学恐惧了）

然后是实验室，课题和扩展课题，实验做得不足，自省一下~ 暑假前去了次日本，今天凌晨投掉了第一篇文章~

还有，瞄准了实验室，啃掉了贝塔朗菲的哲学一样的《生命问题》和若干其它书籍

啊啊，怎么忘了，年初交了临终关怀的会长一职，4月去牛马讲了一次，然后暑假自荐成为了牛马的召集人，这是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好玩的人~

 

08年用过的几个签名档：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是不自量力却执着的撼树者

君行万里路，我读千卷书  （^，^）
想去看看那些没见过的风景，想去了解那些不知道的事情

 

08年喜欢上的歌：

青花瓷

my way (《燕尾蝶》）

士兵之歌（《卡门》），花之二重唱（《拉克美》）希伯莱奴隶合唱（《那布果》）……谢谢王琳

Through The Years And Far Away（《星之声》）

……  ……

 

致谢：Adrien，在我哭的时候，在我压力大得想放弃的时候，谢谢你哄我

            所有的哥们，理由同去年 :D

            所有的牛马

            老板，虽然也被训哭过~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要感谢的

            师兄们，让我想明白了很多关于老板的事:P

             ……  ……

 

 

好吧，09年规划：

文章总是要发掉的，课题加油做，今年一定要再投一篇出去，争取两篇~~

翻过年啦，该准备看文献，套瓷，雅思，ps……了，完成了这些，暑假就可以放心的和Adrien做一个月的梦了

嗯，大事情，下半年我应该有钱和时间来读心理咨询了吧

把图论和物理化学学好

 

 

“1854 年，Riemann 为了在 Gottingen获得一个讲师的席位，发表了他划时代的关于几何学的演说。由于当时听这个演说的人很多是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于数学根本就不懂，Riemann  在演说中仅仅只用了一个数学公式。Weber（韦伯）的回忆说，当演说结束后，Gauss（高斯）怀着少见的表情激动地称赞 Riemann 的想法。如果读读 Riemann的讲稿，就会发现那几乎就是哲学，尽管这样子，当时的观众中只有一个人可以理解 Riemann,那就是 Gauss。而整个数学界,为了完善消化 Riemann 的这些想法，却花了将近 100 年的时间。”

 

100年后，1945至1968年，Bertalanffy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述和推广一般系统论。如果读读他的书，就会发现那几乎是哲学。整个科学界，为了完善和消化贝塔朗菲的想法，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而要完善贝塔朗菲对生命问题的论述，也许还需要几百年。

 

 

1. 德国有马普所和洪堡基金

2.马普有位于哥廷根的动力学与自组织所，和与哥廷根大学、生物物理所合办的International School

3.德国有爱因斯坦，还有贝塔朗菲、哈肯、艾根，几乎是一半的系统科学发源地了，还是格式塔心理学的诞生处。

4.德国有歌德，海涅、莱辛、康德、黑格尔、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弗罗姆、贝多芬、巴赫、舒曼、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瓦格纳……

5.奥地利有茨威格、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莫扎特、舒伯特、斯特劳斯……

6.德国在欧洲~~

最后还有个私人原因^_^

 

因此无视默克尔和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