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瓷

引用

写给交大

http://www.bangfromsun.net/2009/08/20/%E5%86%99%E7%BB%99%E4%BA%A4%E5%A4%A7/

那天在飞机上翻开一本《北大往事》，这本小书出自无时无刻不在宣扬“北大精神”的孔庆东之手。恰好同座的另一名女士从北大毕业，我翻阅它的行为让对方误以为我也是一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种“北大沙文主义”的实在冲击。对话时我底气相当不足，就像见到了老贵族的暴发户，最多只懂得炫耀自己财富多少，排名怎样靠前——这在一群暴发户的聚会中是最闪亮的身份标签，然而面对一间更有传统的学校，这种炫耀无济于事，还会引发对方一阵暗暗的鄙薄。于是我避免和她进行任何关于近年来各间大学发展如何迅猛的讨论，只是聊了聊彼此学校的历史，以及，历史背后蕴含着的个性与传统——那种真正区分彼此的特征，而非《美妙新世界》中描写的上千个贝塔等级试管婴儿相同的长相。
其实，一直以来都想给交大写点什么，但是因为阅历限制，我始终无法想清楚一间大学的存在对它培养出的个体、或是对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迟迟都没有动笔。这是那天对话的整理，包含着我的一点思考，仍然浅薄，但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1. 不能不说盛宣怀
一百一十四年前，甲午战争在双方交战八个月之后以中国海军的全军覆灭而告终。两个月后，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只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日本这个在文化上几乎仰赖中国鼻息成长了两千年，被多数中国人蔑称为倭国的岛屿国家，就冷血的将自己的老师屠戮的片甲不留。条约签署者李鸿章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朝廷面对公众愤怒时的替罪羊，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而此时，李鸿章的得意门生盛宣怀刚刚年逾半百。作为一位从二十几年前就开始替李鸿章打理轮船招商局、湖北煤铁、全国电报网络的精明官僚，他自然而然的成为李鸿章洋务理想的最佳继承人。
然而十九世纪末这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战争必定会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深入反思，更何况是遭受了最大挫折的洋务派——他们此前三十年都一直坚信西方的船坚炮利可以挽救这个浑身伤病的古老帝国，而悲惨的现实则逼迫他们给出新的答案。
行事一向谨慎低调的盛宣怀用踏实做事而非引发激烈讨论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获得专折奏事权之后，盛宣怀向皇帝表达政见的第一个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在它的附片《请设学堂片》中，盛宣怀指出，自强图存有三个相辅相成的条件：“强兵”、“理财”、“育才”。而其中，育才是最根本的途径。在这份奏折里，他不动声色的提出在上海建立南洋公学，培养政治、理财、外交、法律等“政学”人才，以和北方的天津西学学堂培养工矿“艺学”人才遥相呼应，以图“收效……十年之后”。
这就是交通大学的发端了，1897年4月8日南洋公学正式开学，四年后，1901年的春天，南洋公学更是开设了“储国家栋梁之材”的特班，交通大学第一代的著名校友就出自这一班教师和学子——譬如开中国话剧之先河，撰写过“长亭外，古道边”的李叔同，和后来以兼收并蓄的自由之风缔造了让几代中国学子追忆的那个黄金时代的蔡元培。
那就是交大的第一代人，他们志向远大、意气风发。在这一代人的培养过程中，盛宣怀的影子始终穿插其中，在他一生所上的几百次奏折中，有二十几次是为办学所上的专折。而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是为国家储备自强图存的经国之才而建立，所以更是得到了盛宣怀的格外青睐。他亲任南洋公学的督办，一手促成师范院的建立，甚至在办学之初，他还亲自以个人名义连续11天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启示，并在自己的府邸中对初试录取者进行复试，以确保进入学校的每名生员都是勤奋努力聪颖敦厚的可造之才——而最终目的，则是实现他在《请设学堂片》中培育国家栋梁之材的愿景。
而今，恐怕除了校史馆的守门老人，已经没有几个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学生可以清晰的描述交大建立时为国储材的初衷，以及盛宣怀对于这所学校的寄望了。

2. 工学名校
这似乎是交大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1920年12月，当时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将交通部所属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以及由南洋公学演变而来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四校合一，统称为国立交通大学。
交大最出名的一批校友都毕业于1920年的合校前后到内战之前的这段日子里，这也是交通大学为之骄傲的资本所在：从最早的茅以升到三十年代毕业的钱学森，再到后来的王安、杨嘉墀、吴文俊。这每一个名字都极为闪亮，他们身上具有的品格也凝结成交通大学在确立为工科学校之后的立身之本——那就是认真严谨。
单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应该说交大人是有自豪资本的——从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茅以升负笈美国为发端，到第五个十年里的内战爆发，交通大学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以当之无愧的“东方MIT”头衔傲视整个东亚的同类大学。相比蔡元培担任校长十年就让知识分子群体在接近一个世纪中怀念不已的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拥有着更加低调漫长的脚踏实地却独善其身的辉煌——这大概也是工程师性格的最佳体现。
这三十年中的故事几乎每个交大毕业生都耳熟能详：那时候，交通大学的教师基本都拥有博士头衔，并且毕业自欧美名校；校方对学生有着近乎严苛的修道院式的管理，因此能够合格毕业的学生大多极为优秀——就连白先勇的《台北人》里，吸引到永远端庄美丽的尹雪艳的，不也是新到台北的实业巨子，交大毕业生徐壮图么？甚至，他的学生茅以升在去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因为入学试成绩极为出色，卡校决定从此对交通大学毕业生免试入学；因为抗战原因未带交大毕业证就赶到美国的王安在刚到哈佛大学时，对方一听交通大学的名头，也立即破格录取。
这恐怕是所有近年从交大毕业的学生最好的意淫对象了，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始终没有看清，能对那三十年里的交通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之列闪闪发光的原因作出最好诠释的，其实是钱学森那张静静躺在校史馆陈列柜里的考卷。在那张考卷上，青年钱学森的字迹干净整齐——然而因为疏忽，他忘记了给答案的单位加上括号，随后钱学森亲自找到教授，给自己几乎完美的考卷减去了几分。

3.交通大学，我将如何来爱你
我知道你大概想说钱学森这么做一定是疯了，至少，这种行为有严重的沽名钓誉嫌疑。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交通大学让人感到担忧的原因。有什么比丢失自己的身份更加可怕的事情呢？然而在这里，一所大学的立身之本却被她的后人们认为是愚蠢或是虚伪的表现——在这点上，交通大学不像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大学 ——老百姓说“北大出疯子”，在那里，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点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生存空间。尽管在上一轮教育检查中，北大校方迫于压力，自我阉割了最具有北大特色的具象化象征三角地。
但在这里，交通大学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精神核心却似乎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水土流失——在本世纪初开始的建立综合大学的一窝蜂行动中，试图迅速提高排名、摆脱“工科院校”头衔的交通大学似乎在潜意识里更加排挤工程师味道十足的“严密严谨”的生存空间。
那么，如果一所大学失去了她的灵魂，她还会剩下些什么？是位于上海南郊挤满了五千亩面积的价值不菲的大楼和硬件设施吗？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六百亩价值不菲的地产吗？是每年从中央和上海地方拿到的，对排名前进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18亿拨款吗？
如果一所大学的一切都可以用物质价格来衡量的话，那她和一间公司又有什么分别，甚至，她连创造了BCG矩阵、推广了SWOT分析法的麦肯锡、贝恩、波士顿等咨询公司都不如——至少后者还在不断创造大量的精神产品，树立着引人注目的商业社会价值标杆。她只是位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制造车间，只有在那里，一切才都是用物质进行衡量的。
不是吗？数一数我们近十几年来仅有的一些骄傲吧：沈南鹏、杨元庆，似乎再也没有更为响亮的名字出现了。然而他们两个，一位是接受了美国MBA那种敢拼敢杀的训练，另一个则是在更为学究气的中国科技大学读完了自己的研究生，并且似乎也更喜欢科大毕业的这个标签。
在香港，我认识了一个并非本港一流大学毕业，却拿到了包括普林斯顿、耶鲁、纽约、芝加哥等九所顶级大学经济学博士录取通知书的男生。他对我讲的一席话让我感触良多，他说：“我认为，第一流的毕业生应该是留在高校中研究学术；第二流的则是去做政府智囊；第三流的则是去华尔街呼风唤雨；那些进入行业，为资本家卖命的学者，根本不入流”。
不觉得这个本港二流学校的毕业生和我们这间自诩为中国一流大学创造出的毕业生有些不一样吗？在现在的交通大学里，更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往往是每年有几个人进入了麦肯锡或是中金，而这种沾沾自喜还不仅仅来自于一种充满信心的自我肯定，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和同城的复旦大学进行的虚妄对比——如果战胜复旦，则一片欢呼雀跃；如果被复旦击败，就要么酸溜溜的咬牙切齿，要么垂头丧气一片死寂。甚至，她的领导在官方会议上也以此标榜自己的政绩——本应改造整个社会格局、引领社会风向的高校，正在用外界摇摆不定的指标作为自己成功与否唯一的衡量标准，居然还试图以此佐证自己距离世界一流高校又近了几步。这一切都让人们对这间高校的志向和口头上的崇高目标充满了怀疑。
法乎其上，取乎其中；法乎其中，取乎其下。如果一所高校实际上的最高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霸占某个地域的就业位置，那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她必将不可避免的滑向庸俗和迷失自我。
一个学校的兴衰，从来都是通过她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品质和精神面貌体现出来的。前段时间和一个校友聊天，席间他说起来自己追求女生的一个诀窍——在句尾加上一句“我是工科毕业的，你知道我们工科人从来都是用事实说话”。我一下子被他逗乐了，看来这还真的不是只有自己才掌握的小伎俩。可是交通大学毕业的身份真的只剩下这样一丁点作用了吗？
看来是的——因为只有缺乏内在价值的时候，他的学生才会不断从外部寻找能让自己获得自豪感的精神来源。有时为了争夺那可怜的一点点精神资源不惜进行手足相残，同属一脉的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不就是这样吗？每次大型校庆，双方在民间都要打的不可开交——一个宣称地理位置决定了自身的正统地位，另一个则庸俗的套用梅贻琦的那句“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证明在50年代分校后，占有了更多老教授的才是名门正派。他们就像两个争夺家产的兄弟一样，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手中掌握的资源宣称自己才是父亲最宠爱的嫡亲。然而这些家产却随着时间不断风化消失掉了。甚至，这种无谓的争端最终还要通过一个在交通大学读了短短一年的政治人物才能作出最终判决。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内报写道：“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说的一句体己话：‘我就是徐家汇这个交大出来的’，曾经令多少交大人热泪盈眶”，上海交大随即激动的拆去了徐汇校区的毛泽东铜像，换上了新总书记的题字碑——仿佛通过最高领导人的一锤定音才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荣誉。
可是真正的荣誉是不会被夺走的，它只会由于自己的堕落以及掩饰堕落的行为而不断被侵蚀。三年前轰动一时的汉芯事件，让这间试图重新崛起的大学蒙受了声誉上的巨大损失。我原本期望这会成为重建交大严谨风格的一次契机，然而事件接下来的发展不免让人沮丧：上位的领导们极为低调的处理这起事件——在这个涉及上亿投资的学术诈骗事件中没有一个人受到应有的严厉惩罚；而她的在校生们也希望这起严重事故被彻底封杀，以免自己未来的名声受到玷污——在面对来自其他学校的嘲笑时，学生们会用群起攻之代替理性思考，用“你们屁股也不干净”或是“社会大环境引诱造假”这样笨拙的逻辑回击哪怕是合理的指责。
我现在能够理解这个事件被封杀的原因，在我们这个不愿负责的体制内，为了避免过多应该负上责任的决策者受到牵连，所有理性人都会选择大事化小的做法。只是，这种封上伤口的举动只是一种粉饰太平，如果不能治好病灶，一起事件留下的伤口就会在内部不断溃烂，最终在精神层面上拖垮一间想要有所作为的大学。而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滑坡则是任何金钱投资都无法弥补的伤痕。恐怕过不了几年，交通大学就会沦落为一间毫无个性，只是有更多金钱盖大楼、聘请高产论文写手和项目带头大哥的庸俗学校了。
在我的潜意识里，一所大学应该是通识化和精英化教育的场所，而一个国家真正的一流学校，则应该时刻提醒自己需要对国家未来的去向负责，至少也要以改变行业格局为己任。这种使命感会在某种程度上凝聚起来，成为他一代代毕业生自信心的来源——这种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强大的内心，而非和更差者对比带来的不健康的自我陶醉。
而这一切，在目前的交通大学还难以看到。也许，是重新思考交大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50年代初期，我们的问题是：找出能解释贝塔衰变（beta decay）的正确理论。这牵涉到两种粒子，一种名叫“涛粒子”（以希腊字母τ代表），另一种叫“非他粒子”（以θ代表）。它们的质量差不多一模一样，可是一种会蜕变为两个“派粒子”（pion）：另一种则蜕变为3个派粒子。其实它们并不只是质量差不多，而且寿命也一样，真是个奇怪的巧合。于是大家都很关心这问题。
　　在我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有人报告说，从回旋加速器生产出来的涛和非他，即使在不同角度测量或是粒子的能量不同时，它们的产量比例始终不变：总是多少个涛对多少个非他。
　　当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种粒子，只不过它有时蜕变为两个派粒子，有时蜕变为3个。但没有人会赞同这个想法的，因为物理学里有个定律叫“宇称规则”——那是建立在“所有的物理定律，其镜中影像都是对称的”的假定上。因此，任何东西要不就蜕变成两个派粒子，要不就蜕变成3个。
　　那时候，我还有点搞不清楚情况，我总是有点落后。
　　其他人好像都一副很聪明的样子，我感觉我追不上。会议期间，我跟布洛克（Martin Block）住同一房间，他是个实验物理学家。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你们干嘛那么死守着宇称规则？也许涛粒子和非他粒子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假如宇称规则错了会怎样？”
　　我想了一下说：“这就等于说，宇宙定律会分为左旋（left hand）或右旋（right hand）两种，也可以用某些物理现象来定义右旋了。我也不觉得那会有多可怕，虽然那一定有些什么不良后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明天不问问那些专家？”
　　他说：“不，他们不会听我的，你来问。”
　　　　　　　　　　　　　　　　　
　　　　　　　　　　　　　　　　　
　　不敢面对问题
　　　　　　　　　　　　　　　　　
　　于是第二天开会时，当我们谈到涛－非他大谜团时，奥本海默说：“我们应该听些新一点、怪一点的意见。”
　　我便站起来说：“我是替布洛克问这个问题的：如果宇称规则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之后葛尔曼经常笑我，说我当时没胆量用自己的名义问问题。但事实上那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当时我就感觉到那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想法，谁提出这个问题，往后很可能会名留青史。
　　李政道站起来，回答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而按例我又是不太听得懂。会议快结束时，布洛克问我李政道说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但就我所知，这问题还没有答案——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不认为可能性会很高，但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
　　拉姆西（Norman Ramsey）问我他应不应该做个实验，寻找宇称不守恒的例子。我说：“最佳回答是，我跟你赌50比1，你什么也找不到。”
　　他说：“那对我而言，机会已经够高了。”但他始终没有进行那个实验。
　　总之，后来吴健雄以实验证明了宇称也有不守恒的时候，而这替贝塔衰变理论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也启发了一大堆其他实验。有些证明了从核子出来的电子，有一部分飞向左边、一部分飞向右边；更有其他形形式式的实验，全都是跟宇称有关的有趣发现。然而数据是那么的混乱，根本没有人能够把东西拼凑在一起。
　　期间在罗彻斯特举行了一个会议——一年一度的罗彻斯特研讨会（Rochester Conference）。我还是事事落于人后，而李政道已在发表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他和杨振宁作出宇称并不守恒的结论，现在他正提出解释这现象的理论。
　　会议期间，我住在我位于西瑞桥斯（Syracuse）的妹妹家。我把论文带回家跟她说：“我搞不懂李政道和杨振宁说的东西，这全都那么复杂！”
　　“不，”她说，“你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无法弄懂它，而是你没有发明它。你没有用你的方法，从听到线索开始做起，把它推演出来。你应该做的是想象自己重新在当学生，把这篇论文带到楼上去，逐字逐句地读，检查每一条方程式。然后你就什么都弄懂了。”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把那东西从头看到尾，发现它真的很明显简单。我只是一直害怕去读它，总觉得它太深奥。
　　　　　　　　　　　　　　　　　
　　　　　　　　　　　　　　　　　
　　“我全部明白了”
　　　　　　　　　　　　　　　　　
　　这篇论文提醒了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些研究，那是跟左右不对称方程式有关的。现在再来看李政道的方程式，我发觉他的答案比较简单：所有东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就电子及渺粒子（muon）来说，我的推论预测跟李政道的一样，除了我把某些加减号颠倒过来而已。当时我没想到：其实李政道只不过讨论了最简单的渺粒子耦合例子，并没有证明所有渺粒子都向右旋；但按照我的理论，所有渺粒子会自动右旋。因此，事实上我的推论比他的更上一层楼了。
　　我的加减号跟他用的颠倒，但我没意识到我其他部分全都弄对。
　　我又做了几项预测，全是些还没有人想到过用实验验证的情况。可是当我考虑中子和质子，进行计算时，我的结论无法跟当时已知的中子与质子数据互相印证。这部分有点儿麻烦，不好弄。
　　第二天回到会场，有个叫凯斯（Ken Case）的大好人，把他发表论文的时间分了5分钟给我，让我报告这些新想法。我说我相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又说电子和渺粒子的正负号用反了，此外我还在努力解决中子的相关问题。有些实验物理学家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的预测的问题。会议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去了巴西了。
　　再回到美国之后，我立刻想知道贝塔衰变的研究进展得如何了。我跑到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但她不在，另一位女士给我看了一些数据，却没有帮助。在我的模型中，电子在贝塔衰变中应该都是左旋的，可是实验显示有时出现右旋的情况。全都对不起来。
　　回到加州理工，我问那些做实验的，贝塔衰变情况到底如何了。还记得詹森（Hans Jensen）、维普斯塔拉（Aaldert Wapstra）以及贝汉姆（Felix Boehm）三人请我坐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以及他们得到的数据。由于我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用心的程度，因此我比较看重他们的数据。他们的实验结果还蛮一致的，但加上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就变得乱七八糟了。
　　最后，他们把一切数据都交给我说：“目前情况是那么的混乱，甚至一些已定论多年的理论都被怀疑了，像中子的贝塔衰变是否仍是S和T.一切都乱七八糟。葛尔曼说那可能是V和A.”
　　我从小板凳上跳起来：“那么我全——部——都明白了！”
　　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在罗彻斯特会议碰到的困难，正是在中子与质子蜕变时，除了好像应该是V和A而不是S和T之外，其余一切理论都吻合了。因此，现在我的理论完备无瑕了！
　　　　　　　　　　　　　　　　　
　　　　　　　　　　　　　　　　　
　　迎头赶上
　　　　　　　　　　　　　　　　　
　　当天晚上，我就用这个理论把一切都计算出来。首先我算出了渺粒子和中子的蜕变速度。如果理论正确，这两项数字之间应该出现某种关联。我的结果跟应有的答案相差9％。那已很接近了，只9％。好像应该更接近的，但9％已够接近了。
　　我继续检查其他的一些计算，全都符合，再计算新的东西，也符合。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知道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自然定律。
　　（当然那不全对，可是后来才发现葛尔曼、苏打山以及马夏克等人也推演出同样的理论，并没有破坏我的乐趣。）
　　在这之前我做过的工作，全都不过是把别人的理论拿来，改进其中一些计算技巧；或者是利用什么方程式，例如把薛定愕方程式（Schrodinger Equation）用在氦现象上面。那里牵涉到的问题只不过是：你有这方程式及现象，它们如何运作？
　　我想到狄拉克（Paul Dirac），他也一度单独“拥有”
　　他的方程式——用以说明电子现象的方程式。而现在我也拥有这个新的贝塔衰变的方程式。它没有狄拉克方程式那么耀眼，但它也很不错。这是我唯一一次发现了新定律。
　　我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妹妹，谢谢她建议我坐下来好好地读通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经过了一段不安和觉得事事落于人后的日子，现在我终于觉得已经加入大家的行列了；我也有新发现了，全由于她的建议。很感谢她，我重新回到物理之路上了。我告诉了她一切，除了那9％的差别。
　　我十分兴奋，不停地计算，而事情就如流水行云般顺利：一切都自动吻合，毫不牵强。到这时候，我已开始忘记那9％的事情了，因为其他一切都那么顺利。
　　　　　　　　　　　　　　　　　
　　　　　　　　　　　　　　　　　
　　要物理不要朋友
　　　　　　　　　　　　　　　　　
　　我坐在厨房内窗旁的小桌那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愈来愈晚了——大约凌晨两三点。我努力计算，得到很多相互吻合的结果。我在思考、我在专心，外面很黑、很静……
　　突然窗口上“搭搭搭搭”地响起来。我一看，那里有一张白白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我惊吓之下便大叫起来！
　　原来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很生气，因为我度假回来却没有立刻打电话给她。我让她进来，尽可能解释我正在忙，我刚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论。我说：“请到外面去，让我把它完成。”
　　她说：“不，我不想打扰到你。我去客厅坐好了。”
　　我说：“好吧，但这不容易。”
　　她没有真的坐在客厅。最好的说法是她蹲在角落把手盘起来。不来“打扰”我。她的目的当然是要打扰我！而她成功了。我很生气，我受不了了。我必须继续计算下去，我在进行一些很重大的发现，精神亢奋；而起码在这个时刻，那比这位女士还重要。我忘记后来怎样让她离开了，总之并不容易。
　　再工作一些时候，真的很晚了，觉得肚子非常饿。我走到街上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小餐厅。以前我经常都这样深夜去吃东西的。
　　曾经有很多次我被警察拦下来，因为我会边走边想，然后停下来——有时想得连走路都没法走。你得停下来澄清一些事；有时也会伸双手，自言自语地说：“这跟这的距离是这样，然后这会那样……”警察看到了便走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你在干嘛？”
　　“噢！我在想东西。对不起，我住这里，经常去这餐厅……”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也不再拦我了。
　　走到餐厅，一边吃东西，一边还是忍不住兴奋地告诉那里的一位女士，我刚有了一项大发现。她却开始说，她是一个消防员或什么的妻子，很寂寞——但我没兴趣。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地相互交错。
　　　　　　　　　　　　　　　　　
　　　　　　　　　　　　　　　　　
　　兴奋的一刻
　　　　　　　　　　　　　　　　　
　　第二天我跑去找维普斯塔拉等人，告诉他们：“我已全弄出来了，一切都符合无误。”
　　克利斯蒂也在那里，他说：“你用的是什么贝塔衰变常数？”
　　“某某书里的多少多少。”
　　“但那已不对了。最近的实验显示那数字有7％的误差。”
　　我想起那9％了。我好像在预言什么一样：我在家里用这理论计算，它说中子衰变有9％的差别，第二天却有人告诉我，我引用的贝塔衰变常数有7％的差别。但重要的是，改变将会是从9％变成16％呢（那就不好了），还是从9％变成很理想的2％？
　　就在那时，妹妹从纽约打电话来：“那9％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发现出现了新数据……7％……”
　　“往那边改？”
　　“我还在问，我再打电话给你吧。”
　　我兴奋到无法思考，好像在赶搭班机一样，根本不知道晚了多少。你实在赶不上了，突然旁边有人说：“现在是日光节约时间呢！”对，但究竟是往前拨一小时还是往后拨一小时呢？在太激动的时候是想不出来的。
　　克利斯蒂走进他的房间，我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都必须静静地想一想：这往这边改变，那往那边改变——这并不太困难，真的，只是很令人兴奋。
　　克利斯蒂出来了，我也从房间走出来，我们都同意：相差将会是2％——在准许的实验误差之内。毕竟如果他们才刚把常数修改了7％，那2％极可能就是误差。我打电话给我妹妹：“2％。”理论正确。
　　（为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其实相差只有1％。
　　后来卡比布（Nicola Cabibbo）把这点澄清。因此那2％也不全是实验误差。）
　　葛尔曼综合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篇论文。这理论还蛮可爱的，它不困难，却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就像前面说过，当时有很多很乱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还会宣称，哪些实验有错误。
　　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的实验了。他测量了中子蜕变时从不同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我们的理论预测，这些数目全都一样，但他却发现从某个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比其他的多了11％。特勒第是个极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也很小心仔细。有一次，当他在某个地方做演讲时，他提到我们的理论说：“做理论的人的毛病是，他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实验上！”
　　特勒第也写信给我们，语气虽然不完全是责备，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是错的。信末他说：“这F－G（指Feynman－Gell-Mann）理论是完全不F－G（指fit- good，吻合的意思）。”
　　葛尔曼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也知道特勒第是个很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我说：“我们等。”
　　两天之后，特勒第又写了封信来，他完全改变立场了。
　　从我们的理论里，他发现：他忽略了实验中，从中子朝各方向反弹的质子并不一致；他假设那在任何方向都一样。
　　他把我们理论所推测的修正值取代他原先在用的数据，结果完全改观，实验和理论完全吻合。
　　我知道特勒第很优秀，和他争论是很吃力的。但那时候，我已深信他的实验数据出了问题，而他自己会把它找出来——当然他比我更懂得找这错误了，因此我说我们不要尝试找出问题，只要耐心等候便可。
　　　　　　　　　　　　　　　　　
　　　　　　　　　　　　　　　　　
　　不轻信专家
　　　　　　　　　　　　　　　　　
　　我跑去告诉巴查教授，告诉他我们的成功。他说：“是的，你们提出了中子——质子耦合是V而不是T，而以前大家都以为是T.到底是哪一个实验说是T呢？你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以前的实验，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我跑去把最先说那应该是T的论文找出来一看，立刻大吃一惊，我记得以前看过那篇论文（那时《物理评论》还不很厚，我每篇文章都读），而当我再看这篇论文，看到那些图表时我想：“那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图表中的曲线取决于数据范围最边边的一两个数据点——通常这些点都比较不可靠。而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篇论文时，就曾经想到过这一点！
　　当我开始思考贝塔衰变这问题时，我读了许多由“专家”写的报告，全都说那是T.我从来没有看看最初的数据，我只是像中了毒般去读其他的论文。如果我是个真正优秀的物理学家，在罗彻斯特想到这问题时，我就立刻会看看“到底T的说法有多可靠？”——那才是明智之举。
　　我会立刻看出，我早已注意到那个图表有问题。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理会由“专家”做出来的结果。
　　我总是自己动手计算每一步骤。当大家说夸克理论很不错时，我找了两位博士——瑞夫道（Finn Ravndal）及奇斯林格（Mark Kislinger），跟我一起检查所有的理论，以确定它给的结果能跟实验结果吻合，以及它确实是个重要的好理论。我再也没有犯相信专家意见的毛病了。当然，你只能活一次，于是你犯该犯的错误，学习什么不该做，你的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顺便把链接贴过来：http://www.tianyabook.com/waiguo2005/f/feiman/bienaolefeiman/index.html

在中古世纪期间，各种疯狂荒谬的想法可谓层出不穷，例如犀牛角可以增进性能力，就是其中之一。随后有人发现了过滤想法的方法，试验哪些构想可行、哪些不可行，把不可行者淘汰掉。当然，这个方法逐渐发展成为科学。
　　它一直发展得很好，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科学时代了。事实上，我们的年代是那么的科学化，有时候甚至会觉得难以想象，以前怎么可能出现过巫医，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想法全都行不通——至多只有少数的想法是行得通的。
　　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碰到很多的人，或迟或早跟我谈到不明飞行物体、占星术，或者是某些神秘主义、扩张意识、各种新型意识。超能力等等。我因此下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个科学的世界。
　　大多数人都相信这许许多多的神奇事物，我便决定研究看看原因何在。而我喜爱追寻真理的好奇心，则把我带到困境之中，因为我发现了世上居然有这许多的废话和废物！
　　首先，我要研究的是各种神秘主义以及神秘经验。我躺在与外界隔绝的水箱内，体验了许多个小时的幻觉，对它有些了解。然后我跑到依沙伦（Esalen），那是这类想法的温床。事先我没想到那里会有那么多怪东西，让我大吃一惊。
　　依沙伦有好多巨大的温泉浴池，盖在一处离海平面30英尺高的峭壁平台上。我在依沙伦最愉快的经验之一，就是坐在这些浴池里，看着海浪打到下面的岩石上，看着无云的蓝天，以及漂亮女孩静静地出现。
　　有一次我又坐在浴池里，浴池内原先就有一个漂亮的女孩以及一个好像不认识的家伙。我立刻开始想：“我应该怎样跟她搭讪呢？”
　　我还在想应该说些什么，那家伙便跟她说：“呃，我在学按摩。你能让我练习吗？”
　　“当然可以。”她说。他们走出浴池，她躺在附近的按摩台上。
　　我想：“那句开场白真绝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可以这样问！”他开始按摩她的大脚指头。“我可以感觉到，”
　　他说：“我感觉到凹下去的地方——那是不是脑下垂体呢？”
　　我脱口而出：“老兄，你离脑下垂体还远得很呢！”
　　我也研究过超能力现象，最近的大热门是焦勒（Uri Geller），据说他只要用手指抚摸钥匙，就能使它弯曲。
　　在他的邀请之下，我便跑到他旅馆房间内，看他表现观心术和弯曲钥匙。在观心方面他没一样表演成功，也许没有人能看穿我的心吧？而我的小孩拿着一根钥匙让他摸，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他说他的超能力在水中比较能够施展得开；你们可以想象，我们便跟着他跑到浴室里。水龙头开着，他在水中拼命抚摸那把钥匙，什么都没有发生。于是，我根本无法研究这个现象。
　　接下来我想，我们还相信些什么？（那时候我想到巫医，想到要研究他们的真伪是多么地容易：你只要注意他们什么也弄不成就行了。）于是我去找些更多人相信的事物，例如“我们已经掌握到教学方法”等。目前虽有很多阅读方法和教学方法的提倡及研究，但只要稍为留意，便发现学生的阅读能力一路滑落——至少没怎么上升——尽管我们还在请这些人改善教学方法。这就是一种由巫医开出来的不灵药方了，这早就应该接受检讨，这些人怎么知道提出来的方法是行得通的？
　　另一个例子是如何对待罪犯，在这方面很显然我们一无进展。那里有一大堆理论，但我们的方法显然对于减少罪行完全没有帮助。
　　然而，这些事物全都以科学之名出现，我们研究它们。
　　一般民众单靠“普通常识”，恐怕会被这些假科学吓倒。
　　假如有位老师想到一些如何教她小孩阅读的好方法，教育系统却会迫使她改用别的方法——她甚至会受到教育系统的欺骗，以为自己的方法不是好方法。又例如一些坏孩子的父母在管教过孩子之后，终身无法摆脱罪恶感的阴影，只因为专家说：“这样管小孩是不对的。”
　　因此，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检讨那些行不通的理论，以及检讨那些不是科学的科学。
　　上面提到的一些教育或心理学上的研究，都是属于我称之为“草包族科学”（cargo cult science）的最佳例子。大战期间在南太平洋有一些土人，看到飞机降落在地面，卸下来一包包的好东西，其中一些是送给他们的。往后他们仍然希望能发生同样的事，于是他们在同样的地点铺飞机跑道，两旁还点上了火，盖了间小茅屋，派人坐在那里，头上绑了两块木头（假装是耳机）、插了根竹子（假装是天线），以为这就等于控制塔里的领航员了——然后他们等待、等待飞机降落。他们被称为草包族，他们每件事都做对了、一切都十分神似，看来跟战时没什么两样；但这行不通：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这类东西为“草包族科学”，因为它们完全学足了科学研究的外表，一切都十分神似，但是事实上它们缺乏了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飞机始终没有降落下来。
　　接下来，按道理我应该告诉你，它们缺乏的是什么，但这和向那些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土人说明，是同样的困难。
　　你怎么能够说服他们应该怎样重整家园，自力更生地生产财富？这比“告诉他们改进耳机形状”要困难多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草包族科学”的一个通病，那也是我们期望你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科学之后，已经领悟到的观念——我们从来没有公开明确地说那是什么，却希望你能从许许多多的科学研究中省悟到。因此，像现在这样公开的讨论它也是蛮有趣的。这就是“科学的品德”了，这是进行科学思考时必须遵守的诚实原则——有点尽力而为的意思在内。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做一个实验，你应该把一切可能推翻这个实验的东西纳入报告之中，而不是单把你认为对的部分提出来；你应该把其他同样可以解释你的数据的理论，某些你想到、但已透过其他实验将之剔除掉的事物等，全部包括在报告中，以使其他人明白，这些可能性都已经排除。
　　你必须交代清楚任何你知道、可能会使人怀疑的细微未节。如果你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或可能会出问题，你必须要尽力解释清楚。比方说，你想到了一个理论，提出来的时候，便一定要同时把对这理论不利的事实也写下来。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当你把许多想法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大理论，提出它与什么数据相符合时，首先你应该确定，它能说明的不单单是让你想出这套理论的数据，而是除此以外，还能够说明其他的实验数据。
　　总而言之，重点在于提供所有信息，让其他人得以裁定你究竟作出了多少贡献；而不是单单提出会引导大家偏向某种看法的资料。
　　要说明这个概念，最容易的方法是跟广告来作个对照。
　　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广告，说“威森食用油”（Wesson Oil）不会渗进食物里头。没有错，这个说法并不能算是不诚实，但我想指出的不单是要老实而已，这是关系到科学的品德，这是更高的层次。那个广告应该加上的说明是：在某个温度之下，任何食用油都不会渗进食物里头；而如果你用别的温度呢，所有食用油，包括威森食用油在内，都会渗进食物里头。因此他们传播的只是暗示部分，而不是事实；而我们就要分辨出其中的差别。
　　根据过往的经验，真相最后还是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其他同行会重复你的实验，找出你究竟是对还是错；大自然会同意或者不同意你的理论。而虽然你也许会得到短暂的名声及兴奋，但如果你不肯小心地从事这些工作，最后你肯定不会被尊为优秀科学家的。这种品德，这种不欺骗自己的刻苦用心，就是大部分草包族科学所缺乏的配料了。
　　它们碰到的困难，主要还是来自研究题材本身，以及根本无法将科学方法应用到这些题材上。但这不是唯一的困难。这是为什么飞机没有着陆！
　　从过往的经验，我们学到了如何应付一些自我欺骗的情况。举个例子，密立根（Robert Millikan）做了个油滴实验，量出了电子的带电量，得到一个今天我们知道是不大对的答案。他的数据有点偏差，因为他用了个不准确的空气粘滞系数数值。于是，如果你把在密立根之后、进行测量电子带电量所得到的数据整理一下，就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把这些数据跟时间画成坐标图，你会发现这个人得到的数值比密立根的数值大一点点，下一个人得到的数据又再大一点点，下一个又再大上一点点，最后，到了一个更大的数值才稳定下来。
　　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现新数值应该较高？——这件事令许多相关的科学家惭愧脸红——因为显然很多人的做事方式是：当他们获得一个比密立根数值更高的结果时，他们以为一定哪里出了错，他们会拼命寻找，并且找到了实验有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当他们获得的结果跟密立根的相仿时，便不会那么用心去检讨。因此，他们排除了所谓相差太大的数据，不予考虑。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那些伎俩了，因此再也不会犯同样的毛病。
　　然而，学习如何不欺骗自己，以及如何修得科学品德等等——抱歉——并没有包括在任何课程中。我们只希望能够透过潜移默化，靠你们自己去省悟。
　　第一条守则，是不能欺骗自己——而你却是最容易被自己骗倒的人，因此必须格外小心。当你能做到不骗自己之后，你很容易也能做到不欺骗其他科学家的地步了。在那以后，你就只需要遵守像传统所说的诚实方式就可以了。
　　我还想再谈一点点东西，这对科学来说并不挺重要，却是我诚心相信的东西——那就是当你以科学家的身份讲话时，千万不要欺骗大众。我不是指当你骗了你妻子或女朋友时应该怎么办，这时你的身份不是科学家，而是个凡人，我们把这些问题留给你和你的牧师。我现在要说的是很特别、与众不同、不单只是不欺骗别人，而且还尽其所能说明你可能是错了的品德，这是你作为科学家所应有的品德；这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对其他科学家以及对非科学家，都要负起的责任。
　　让我再举个例子。有个朋友在上电台节目之前跟我聊起来，他是研究宇宙学及天文学的，而他很感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谈论这些工作的应用。我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应用可言。”他回答：“没错，但如果这么说，我们这类研究工作就更不受支持了。”我觉得很意外，我想那是一种不诚实。如果你以科学家的姿态出现，那么你应该向所有非科学家的大众说明你的工作——如果他们不愿意支持你的研究，那是他们的决定。
　　这个原则的另一形态是，一旦你下决心要测试一个定理，或者是说明某些观念，那么无论结果偏向哪一方，你都应该把结果发表出来。如果单发表某些结果，也许我们可以把论据粉饰得很漂亮堂皇，但事实上，我们一定要把正反结果都发表出来。
　　我认为，在提供意见给政府时，也需要同样的态度。
　　假定有位参议员问你，应不应该在他代表的州里进行某项钻井工程，而你的结论是应该在另一州进行这项工程，如果你因此不发表这项结论，对我而言，你并没有提供真正的科学意见，你只不过是被利用了。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答案刚好符合政府或政客的方向，他们就把它用在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上，但是一旦出现另一种情况就不发表出来。
　　这并非提供科学意见之道！
　　其他许多错误比较接近于低品质科学的特性。我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经常跟心理系的人讨论。一个学生告诉我她计划做的实验：其他人已发现，在某些条件下，比方说是X，老鼠会做某些事情A.她很好奇的是，如果她把条件转变成Y，它们还会不会做A.于是她计划在Y的情况下，看看它们还会不会做A.我告诉她说，她必须首先在实验室里重复别人做过的实验，看看在X的条件下会不会也得到结果A，然后再把条件转变成Y，看看A会不会改变。然后她才能知道其中的差异是否如她所想像的那样。
　　她很喜欢这个新构想，跑去跟教授说；但教授的回答是：“不，你不能那样做，因为那个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你在浪费时间。”这大约是1947年的事，其后那好像变成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了：大家都不重复别人的实验，而单纯地改变实验条件看结果。
　　今天，同样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在著名的物理这一行也不例外。我很震惊地听到在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完成的一个实验的情形。在实验中，这个研究人员用的是氘（一种重氢）。而当他想将这些结果跟使用轻氢的情况作一比较时，他直接采用了别人在不同仪器上得到的轻氢数据。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这是由于他计划里没有剩余时间重复那部分的实验，而且反正也不会有新的结果……。于是，由于他们太急着要取得新数据，以取得更多的资助，让实验能继续下去，他们却很可能毁坏了实验的价值本身；而这才应该是原先的目的。很多时候，那里的实验家没法按照科学品德的要求来进行研究！
　　必须补充一句，并不是所有心理学的实验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有很多老鼠走迷宫的实验，曾经有很久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结论。但在1937年，一位名为杨格（Young）的人进行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弄了个迷宫，里面有条很长的走廊，两边都有许多门。老鼠从这边的门走进来，而在另一边的门后是食物。他想看看能不能训练老鼠从第3道门走进去——不管原本他让老鼠从那个门走起。他发现办不到；老鼠立刻会走到原先找到食物的门。
　　那么问题是，由于走廊造得很精美，每个门看来也一样，老鼠到底是怎样认出先前到过的门？很显然这道门有点不同！于是他把门重新漆过，让每道门看来都一样。但那些老鼠还是认得最初走过的门。接着他猜想也许是食物的味道，于是每次老鼠走完一次之后，他便用化学物品把迷宫的气味改变，它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门那里。他再想到，老鼠可能依靠实验室里的灯光或布置来判断方向，像人那样；于是他把走廊盖起来，但结果还是一样。
　　终于他发现，它们是靠着在路面走过时发出的声音来辨认路径的，而唯一的方法是在走廊内铺上细砂。于是他追查一个又一个的可能，直到把老鼠都难倒，最后全都要学习如何走到第三个门内。如果他放松了任何一项因素，小老鼠全都知道的。
　　从科学观点来看，那是个第一流的实验。这个实验使得老鼠走迷宫之类的实验有价值，因为它揭开了老鼠真正在利用的条件——不是你猜它在用的条件。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你要改变那些条件，要如何小心翼翼地控制及进行老鼠走迷宫的实验。
　　我追踪了这项研究的后续发展。我发现在杨格之后的类似实验，全都没有再提到这个实验。他们从来没有在迷宫里铺上细砂或者是小心执行实验。他们走回头路，让老鼠像从前般走迷宫，全然没有注意杨格所作的伟大发现。
　　他们之所以没提起杨格的论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没有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但事实上，他已经发现了你必须先做的准备，否则你休想能发现老鼠的什么结果。草包族科学通常就忽略了这种重要的实验。
　　另一个例子是超能力的实验了。就像很多人提出过的批评一样——甚至他们本身也提出过——他们改进其技巧，使得效应愈来愈少，终于全无效应了。所有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心理学家，都在寻找可以重复的实验（可以再做一次而得到同样的效应），甚至只要求一个统计上的数字便好了。于是他们试验了一百万只老鼠——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人——做了很多实验，取得某些统计数字，但下一次再试时，他们又没法获得那些现象了。现在甚至有人会说，期望超能力实验可以重复是种细微末节的要求。这就是科学了吗？
　　这个人原本是“超自然心理学院”的院长，而当他作退休演说时，他谈到设立新的机构，他更告诉其他人，下一步是大家应该挑选那些已明显有超能力的学生来训练，而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对这些现象很有兴趣、却只偶然有超能力效应出现的学生。我认为这种教育政策是十分危险的——只教学生如何得到某些结果，而不是如何固守科学品德、进行实验。
　　因此我只有一个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坚持我提到过的品德；而且不会由于要维持你在组织里的地位，或是迫于经济压力，而丧失你的品德。
　　我诚心祝福，你们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由。

1. 早上起床，见到久违的蓝天，透明的蓝

2.刷瓶子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信心

3.吃饭前，在对折书店遇到想要的书，身上还恰好带着钱

4.师兄们的文章接收了，实验室又有了一堆好吃的

^_^

呃~过了新年都十多天了才来发总结，实在是没办法，第一篇文章和无数师兄师姐的经验一样，横空出现无数要改动的地方，害的我数学复习了两天（随机过程啊随机过啊~~），德语复习了一天，3个礼拜平均是两点半睡吧~~终于在投了文章的第一天，可以来写总结了

08年做了什么~~呃

想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多了个bf （Adrien不好意思了），直接感觉到生活中的很多天平都开始摇摆，慢慢的重新找到平衡，感觉到自己被推到了一些必须长大的路口，感觉在一面近在身边的镜子里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感觉……

然后学了一堆课，包括好玩的有机课（因为老师）和英语课（因为同学），实用的几何结晶学，挑战自己的随机过程（我想我已经克服了数学恐惧了）

然后是实验室，课题和扩展课题，实验做得不足，自省一下~ 暑假前去了次日本，今天凌晨投掉了第一篇文章~

还有，瞄准了实验室，啃掉了贝塔朗菲的哲学一样的《生命问题》和若干其它书籍

啊啊，怎么忘了，年初交了临终关怀的会长一职，4月去牛马讲了一次，然后暑假自荐成为了牛马的召集人，这是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好玩的人~

 

08年用过的几个签名档：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是不自量力却执着的撼树者

君行万里路，我读千卷书  （^，^）
想去看看那些没见过的风景，想去了解那些不知道的事情

 

08年喜欢上的歌：

青花瓷

my way (《燕尾蝶》）

士兵之歌（《卡门》），花之二重唱（《拉克美》）希伯莱奴隶合唱（《那布果》）……谢谢王琳

Through The Years And Far Away（《星之声》）

……  ……

 

致谢：Adrien，在我哭的时候，在我压力大得想放弃的时候，谢谢你哄我

            所有的哥们，理由同去年 :D

            所有的牛马

            老板，虽然也被训哭过~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要感谢的

            师兄们，让我想明白了很多关于老板的事:P

             ……  ……

 

 

好吧，09年规划：

文章总是要发掉的，课题加油做，今年一定要再投一篇出去，争取两篇~~

翻过年啦，该准备看文献，套瓷，雅思，ps……了，完成了这些，暑假就可以放心的和Adrien做一个月的梦了

嗯，大事情，下半年我应该有钱和时间来读心理咨询了吧

把图论和物理化学学好